卷十二 · 托付
一七二〇年的巴黎，一个苏格兰人用印出来的纸币，把法国欠下的债换成了一家公司的股票；同一年年底，他被免职，离开法国，九年后死在威尼斯。他叫约翰·劳（John Law）。七十年后，在费城，另一位财政官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（Alexander Hamilton）也把一场战争欠下的债接了过来，用的是同一样东西——国家的信用。两人做的几乎是同一件事：一个把国家拖进了深渊，一个把国家从深渊里拉了出来。
差别不在胆量，在他们各自拿什么做了抵押。
这一卷要照的不是钱，是一个更贴己的问题——你手上正用着的那件东西，是谁的。借来的力量太好用，好用到你会忘了它不是你的。先留一个问题，不必现在回答：那件让你走得比别人顺的东西，你有没有想过它什么时候要还？
约翰·劳（John Law，1671 年—1729 年），苏格兰爱丁堡人，父亲是金银匠。一六九四年，他在伦敦的一场决斗中杀死对手，被判死刑，后改判罚金，随即离开英国，辗转荷兰、法国。一七〇五年，他刊行《论货币与贸易》（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），主张国家应当设立银行、以纸币供给货币。
一七一五年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去世，奥尔良公爵摄政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（1701 年—1714 年）打完之后，法国的债压得国库喘不过气。一七一六年，摄政王批准劳设立通用银行（Banque Générale），发行纸币；一七一七年，劳取得路易斯安那的贸易垄断权，成立西方公司（Compagnie d'Occident），即后世所称的密西西比公司；一七一八年，通用银行被政府收购，改称皇家银行（Banque Royale）。一七一九年，公司合并法国东印度公司等机构，改称印度公司（Compagnie des Indes），垄断法国与欧洲以外的一切贸易。同年一月，公司股价约五百里弗尔；到十二月，一万里弗尔（另有说法称峰值曾达一万八千里弗尔）。一七二〇年一月，法国月度通胀率达到二十三个百分点，同年劳被任命为财政总监；也是这一年，泡沫破裂，他被免职，离开法国。
一七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，他死在威尼斯。
劳的道理并不复杂：一个国家最缺的不是金银，是流动。债券锁在柜子里是死的，换成能在市场上买卖的股票，就成了活的资本；纸币周转起来，贸易、工厂、殖民地都跟着动。一七二〇年以前，这套道理真的在运转——发钞、买债、换股，一路把股价从五百推到一万，法国短时间里像换了一个国家。
问题出在他拿来做抵押的东西。那家公司的价值，压在一片谁也没有到过的土地上：人们买入的理由，是路易斯安那有金银，而在当时，没有一个股东见过它。当持股的人开始想把纸上的数字换成金币，他手上能兑的东西就不够了。从一七一九年十二月的高点，到一七二〇年年底破局，一年；从财政总监到被免职离境，更短。他不是没有想法，他是把自己抵押给了一件只能靠相信才能存在的东西。
Tumany：他要的是一台能一直转下去的机器，可他给它烧的燃料是别人的相信——而相信，是会到期的。
一七九〇年的费城，另一个财政官面对的是同一道题：一堆还不起的战争债。他也选择把债接过来，用国家的名字重新发一遍；只是他抵押的东西，不一样。
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（Alexander Hamilton，1755 或 1757 年—1804 年），一七八九年九月就任美国首任财政部长。一七九〇年一月九日，他向国会提交第一份《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》。当时联邦政府欠下的债，包括一千多万借自法国、荷兰、西班牙的外债，以及四千万上下发给士兵、农场主与商人的战争债券——后一种在市场上以远低于面值的价格流通，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个新国家还得起。
汉密尔顿主张按面值足额承认全部旧债，以年息百分之六的新联邦债券置换；同时主张由联邦接管各州在独立战争中欠下的债，法案授权的上限为两千一百五十万美元。一七九〇年八月四日，《拨款法案》通过；此前他与杰斐逊、麦迪逊达成的政治交易是：首都南迁至波托马克河畔。他设减债基金专款偿本，另以进口关税与消费税（含威士忌税）的收入按期付息；一七九五年后，关税与吨税的盈余也并入这只基金。一七九一年二月二十五日，国会特许第一合众国银行，为期二十年；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费城开业，资本一千万美元，其中政府认购两百万。到一七九〇年代末，美国国债已在阿姆斯特丹与伦敦按面值交易。一八一一年特许到期，续期案在两院各以一票之差未过，银行于三月三日关闭。
汉密尔顿做的动作，和约翰·劳几乎一样：把散在各处的债接过来，用国家的名义重新发一遍。但他把两件事分得很开——账挂在谁的名下，以及拿什么来还。
他没有让债权人去相信一个还没见到的未来，而是让他们相信一件已经发生的事：海关按季收得上来关税，酒坊交得出消费税。他设的减债基金就从这两笔现金里按期付息。于是那些原本三折四折都卖不掉的旧债券，忽然有了价格：按面值承认，让「美国」这两个字第一次被标上了价。他还多做了一步，这一步比钱更重——联邦接管各州债务，等于把十几个各自借钱的州绑进同一份账，谁也不能独自赖掉。到一七九二年年初，美国公债在费城、纽约、伦敦三处市场同时走到高点，六厘公债一度卖在面值以上——从报告提交算起，两年不到。他借的钱一点不比劳少；区别在于，他借来的每一块钱，都写在国家的名下，而不是他自己的名下。
Tumany：他没有造出信用，他只是把钱接到了一件能自己收上来的东西上——能还的债，才叫力量。
把账挂在谁名下这件事，不只财政官会遇上。同一时期的中国北方，一群替人汇银子的人，也在回答同一道题——他们手上过的钱比自己多出几百倍，而其中没有一两是自己的。
道光三年（1823 年），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掌柜雷履泰，与财东商定改营汇兑，立号「日昇昌」，专营存款、放款与异地汇兑（一说道光元年，即 1821 年，已开始兼营汇兑）。财东出资三十万两，雷履泰自出二万两（一说雷履泰未出现银，以人力顶身股）。票号立了一条规矩：认票不认人——汇票由专人书写，笔迹通报各分号，用汉字密押标记日期与金额，票面加暗记，凭票兑银，不问来者是谁。用人上实行经理负责制、聘任制与股份（身股）制，分号由总号任命，资金由总号统一调度。
起初做的是民间商汇；咸丰以后，官款也进来了：京饷、军饷、丁粮、厘金、赔款，都由票号过手。后世记载，其最盛时有分号三十余处，一说四十余处；鼎盛时年汇兑总额曾达三千八百万两，一说两千万两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 年）庚子之乱，慈禧一行西逃途经山西，平遥票号接待并献银；此后朝廷下令各省京饷改由山西票号解运。宣统三年（1911 年）武昌起义后，各地票号遭兵乱劫掠，南方的分号网络受创最重；进入民国后相继停业清理，日昇昌的最终结局诸说不一。
日昇昌从第一天起做的就不是自己的钱。汇兑的利来自别人在两地之间搬不动的银子，放贷的本钱来自存户的存款；鼎盛时一年过手几千万两，而它自己的资本只有三十万两出头。
它把这个生意做得很稳：认票不认人，是对陌生人也能立信；分号由总号调度资金，是不给任何一家分号自作主张的机会。它做对了一件事——把信任做成制度，而不是靠某个掌柜的品格。但它后来长出来的那半截身子，是别人给的。庚子以后，朝廷把京饷、赔款这类官款交给票号解运，这是最赚钱的一块；可这块生意不是市场上挣来的，是一张许可。许可的主人只有一个，就是朝廷。宣统三年之后，朝廷自己都在倒，官款成了死账，分号又在兵乱里被劫。从朝廷把京饷交给它的那一年（1900 年），到民国初年停业，十几年。它做大的最后那一段，做的其实是替朝廷看门。
Tumany：把信任做成制度，是一门手艺；把生意挂在许可上，是一份租约——手艺能带走，租约随房东一起到期。
票号借的是朝廷给的门路，还有一个人借得比这更虚——他借的，是一个孩子尚未长大的那几年。
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记：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，「往来贩贱卖贵，家累千金」（《战国策·秦策五》作濮阳人）。秦昭王四十二年（前 265 年），安国君被立为太子；他宠爱华阳夫人，而夫人无子。安国君的儿子子楚（本名异人）当时在赵国作人质，车马用度都不宽裕。
吕不韦在邯郸见到子楚，说了一句「此奇货可居」，随后以五百金给子楚结交宾客，又以五百金购奇物玩好，西入秦献给华阳夫人，夫人遂劝安国君立子楚为适嗣。《战国策》记他与父亲的问答：耕田之利十倍，珠玉之赢百倍，「立国家之主」赢无数（一作「立主定国之赢」）——他选了最后那一种。秦昭王五十年（前 257 年），秦军围邯郸，赵人欲杀子楚，吕不韦以金六百斤买通守吏，与子楚脱身归秦。前 251 年昭王死，安国君即位（孝文王），子楚为太子；次年孝文王死，子楚即位（庄襄王），以吕不韦为丞相，封文信侯，食河南洛阳十万户。前 247 年庄襄王死，太子政即位，尊吕不韦为相国，号「仲父」。
秦王政九年（前 238 年），嫪毐之乱发，事连相国；次年十月，吕不韦被免相，就国河南。又岁余，宾客使者相望于道，秦王赐书责问「君何功于秦」「君何亲于秦」，命其举家迁蜀；吕不韦自度难免，饮酖而死（前 235 年）。
吕不韦的眼光，在那四个字里就说尽了：他看的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件货。他把家产折成两半，一半押在这件货上，一半用来买通能让它升值的关口——华阳夫人没有儿子，安国君宠她，这两件事凑在一起，缺的只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这笔生意做成了：从邯郸初见（约前 260 年）到拜相封侯（前 249 年），不过十年上下；天下商人，没有第二个走到这个位置。
但有一件事他从头到尾没有解决：他手上的力量，全部寄存于「政还年幼」。子楚在位三年就死，前 247 年政即位时才十三岁，需要一个替他管事的人，于是有了「仲父」；而政长大，只是时间问题。秦王政九年嫪毐事发，牵连到他；第二年他被免职就国，再过一年，秦王赐书来问「何功于秦、何亲于秦」——这两句问的不是功过，是名分：仲父这个称号本来就是买来的，现在买主不需要它了。从政即位到饮酖，十二年。他买下的人长成了王，他买下的名分也就到期了。
Tumany：他一生只投了一注，注押在一个人的年龄上——而年龄，是唯一一定会涨的东西。
四个人，四笔借来的东西。约翰·劳借的是法国人对纸币的信心；汉密尔顿借的是美国海关每天能收上来的现金；雷履泰借的是朝廷交给他的一条门路；吕不韦借的是秦王亲政之前的那几年。四个人都借对了——他们都因此走到过一个人靠自己走不到的高处。
差别不在借不借，在于他们心里那件东西写的是谁的名字。汉密尔顿清楚钱是国家的，所以他把账挂在国家名下，也把还钱的办法一起留在国家名下；另外三个人手里那件东西，也不在自己名下，而他们都当成自己的在用——用它撑一个位置、一门生意、一个称呼。
那些不是你、却由你调动的力量，决定你能走多高；正因为它不是你的，它的归还日从来不写在你的日历上。
借本身不是问题。人几乎不可能不借——力气、名分、门路、别人的相信，都是借来的。问题在于，有些东西你可以一边用一边还清，有些东西只能等它来收；而那一天，不由你定。
Tumany：借来的东西只认主人，不认握着它的手——你替谁拿着它，它的归期就由谁定。
借条上写着谁的名字，要到最后一天才看得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