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稿 · 卷九 · 退路
衍生自 卷九 · 退路 卷九说：两条绝路的共同点不是打输了，是打完之后补不上。这一篇往上游再走一步——补不上的原因，也许不在自己这一侧。
卷九写完，留下一句：两条绝路的共同点不是打输了，是打完之后补不上。
这句话自己没说完。补不上只有两个来处——一个是那地方长不出东西，一个是有人在让你长不出东西。卷九只算了第一个。
同一支川军，两年之内，两副骨头。骨头的软硬不是性格，是价格。这一篇就从这里往下挖。
先把卷九那笔账摆回桌上。一九三五年九月，草地边上两支红军分开：往南的八万人，往北的八千余人。九个月后，往南的剩四万余，往北的长到一万二千七百。卷九把这一进一出读成「再生能力」的差别——一边补得上，一边补不上。
读得通。但它默认了一件事：敌人的数量在两边是一样的，变的只有自己的补给。这是个没写出来的假设。
敌人不是一个名单，是一笔账。同一支军队今天愿不愿意打你，不取决于它有多恨你，取决于打你这件事在它的账本上是赚还是赔——而它那本账，多半不是它自己能定的。
敌人不是被消灭的，是被定价的。你落到什么位置、举起什么名义，就等于替所有还在观望的人，把「打你」这件事标了一个价。这个价一落地，多少人会来打你、多少人愿意站过来，就一起定了。真正的变化不是敌人打得更凶，是打你变便宜了。
Tumany：卷九算的是自己还剩多少，没算对面多了多少——而对面多出来的那一部分，是你在动身那一刻替他们算好的价。
这不是推论。同一支川军在两年里打出的两场仗，摆在一起就是答案。
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（1933年11月—1934年9月），川陕苏区反「六路围攻」。刘湘任四川「剿匪」总司令，纠集川军一百一十余团约二十万人（一说一百四十余团），六路分进合击，计划三个月内肃清红军。红四方面军投入八万余人（一说四十余团），历时十个月，歼敌八万余人（一说毙伤六万、俘二万），缴枪三万余支，自身伤亡二万余。
关于那一仗里的川军，战史的原话是：川军内部派系林立、貌合神离，各路军阀均以保存自身实力为首要目标。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十一月，百丈关。红军集中十五个团二万余人（一说三万多人）向名山、邛崃进击，与刘湘部川军二十余旅十余万人（一说八十余团二十余万）激战七昼夜，毙伤敌军一万五千余人，自身伤亡亦近万人，主阵地丢失，被迫撤出。
| 对照项 | 反「六路围攻」· 1933—1934 | 百丈关 · 1935年11月 |
|---|---|---|
| 战场在谁家 | 川陕边，苏区境内 | 邛崃以西，成都平原门口 |
| 红军要的是 | 边区的地盘，不触任何一家的根本 | 成都平原，刘湘的根本 |
| 打红军，在川军账本上 | 替别人消耗自家的兵，赢了算别人的 | 保自己的命，输了什么都没了 |
| 川军投入 | 一百一十余团约二十万人 | 二十余旅十余万人 |
| 川军状态 | 派系林立，以保存实力为首要目标 | 死战不退 |
| 结果 | 红军歼敌八万余，缴枪三万余支 | 红军伤亡近万，主阵地丢失 |
同一批将领、同一批士兵、同一位总司令，相隔一年。前一次他们把「保存实力」写在脸上，被歼八万；后一次他们死战不退，把红军顶了回去。
这两次，红军打的旗没有变，变的是打红军这件事在他们账本上的价。前一次，战场在川陕边，那是几不管的空隙，各路军阀出兵是替别人消耗自己的本钱——打赢了算别人的，打输了算自己的，于是人人留一手。后一次，红军压到邛崃以西，那是成都平原的门口：再留一手，留的东西就没了。同一件事，从亏本买卖变成了保命买卖。
还有一层比骨头更要紧。南下之前，这几路人马是各怀鬼胎的；南下之后，他们第一次变成了利益一致的一方。争地盘这种事，谁都对自己的部下交代得过去——它把一盘散沙的对手，替他们团结了起来。
Tumany：同一支军队的两副骨头，不是它变了，是打你这件事在它账本上的价变了。价一转正，原本各怀鬼胎的人会自己团结起来——你不必去打散他们，你只要别替他们团结他们。
团结还只是第一层。更里的一层是：你不只把对手团结了起来，你还把自己变成了和对手一样的人。
表格里最要紧的一行是：红军要的是成都平原，而那是刘湘的根本。同一样东西——同一块地、同一批粮、同一批能拿枪的人。争地盘这件事不讲道理的地方就在这里：它不需要你解释你是谁，只需要你证明你也能抢。你一旦只能证明这个，就和抢同一块地的任何人没了区别。你和刘湘成了同一件商品的两个卖家；有两个卖家，就没有人非选你不可。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九月，中央致电张国焘，把两条路摆得很直白：南下的川康藏边境「大都是人少粮少的少数民族地区，红军很难在那里立足」，北上则「有利于开展抗日的新局面」。同月俄界会议的那份决定判得更硬：一条是「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（川康藏边）退却的方针」，另一条是「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方针」；而让队伍走上前一条路的那股力，它判作「军阀主义的倾向」——「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」。外面的人把你当成第二个卖家，久了，你自己做的事会真的把你做成第二个卖家。
Tumany：把对手团结起来，只是让这一仗难打——难打还能打。真正贵的记在另一本账上：你不再唯一。拼命补得了难打，补不了可替代——能被换掉的，是标不上价的。
价低，敌人就来；价高，敌人就退；可替代，你就不再被需要。那么，这两笔价能不能主动往上抬？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十二月六日，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，作出《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》：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，其他经营的土地、商业和财产不予没收。
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，瓦窑堡会议通过《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》。为适应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决议规定将「工农共和国」改为「人民共和国」，在民主革命阶段不去没收富农的土地，鼓励和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。决议同时作出一个判断：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。
抗日这面旗起的作用，常被人讲成「感动了东北军」。不是。它起的作用是让打红军这件事变贵了：你要打的是一支打着抗日旗的队伍，那么你的兵、你的家乡父老、你手下的军官，先要问你一句为什么。这一问不花一分钱，却让每一次进攻都多了一道手续。
这里有一处最容易被讲错：东北军从来没有换过旗。一支丢了老家、被调去打内战的军队，它想打回东北，从头到尾没变过。变的是打它的价。
而要让这个价抬得上去，还有一件事必须同时做。瓦窑堡会议一边宣布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，一边就不再没收富农的土地、把「工农共和国」改成「人民共和国」。前者是宣称，后者是兑付：你嘴上说要抗日，手里还在没收人家的地，那面旗就是空的，价也就抬不上去。名义不是你说的话，是别人能拿去核对的东西。
Tumany：撤销一个敌人，从来不靠说服，靠把打你的价抬上去——抬到他每次动手，都得先向自己交代一笔账。
同一套逻辑落在军队上更清楚。中央红军到陕北后，中共中央即开始争取张学良、杨虎城。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二月，杨虎城首先与红军达成停战抗日的具体协定（一说同年五月达成四项协定：两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、互派代表、十七路军设交通站掩护红军运输、同时为联合抗日做准备）。同年六月二十日，党中央发出《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》，写明争取东北军的目标「不是瓦解东北军、分裂东北军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，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」。同年秋，「反蒋抗日」的口号改为「逼蒋抗日」。
到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冬，红军同东北军、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停止了敌对状态，西北「三位一体」的局面形成。史料里记着一个细节：双方默契地和平共处，前方即便有象征性的摩擦，后方集市上双方的采购人员仍互相打招呼；红军剧团去白区演出话剧《亡国恨》时，台下的东北军官兵哭成一片。
这段兑付花的时间，值得单独看一眼。决议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通过的，可它当时的措辞里，主要的敌人仍写作「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」——宣称先走了，敌人名单并没有动。此后整整一年里发生的事，不是更多的宣传：停止没收土地、改国号、与十七路军订停战协定、把「反蒋抗日」改成「逼蒋抗日」；直到一九三六年四月，中共中央才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。等西北真正停火，已经是当年冬天。
把这些摆在一起看，机制就露出来了：东北军不是被一席话打动的，是打它变得不划算了。撤销一个敌人，靠的不是让人喜欢你，是让人打不起你。
可名义这东西不是只有一方在用。有人也在给朝廷的索取标价——标完之后，朝廷一分钱也收不到。
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无锡人顾宪成服阕北上，出任吏部主事，去拜谒内阁辅臣王锡爵。王说：你在家乡住得久，可知京城近来有一桩异事？顾说愿闻。王说：庙堂所是，外人必以为非；庙堂所非，外人必以为是。顾说：我也有一桩——外人所是，庙堂必以为非；外人所非，庙堂必以为是。两人相与大笑而起。十八年后，顾宪成削籍归里，与高攀龙等修复东林书院（万历三十二年，1604）。他自道：「是非者，天下之是非，自当听之天下。」《明史》记那一代读书人：「讲习之余，往往讽议朝政，裁量人物。」
这段对答常被读成君子与当路之争。它不是。它讲的是定价权：同一笔账，两本价目表。庙堂说这钱该收，外头说这钱不该收——两边都不肯用对方的尺子量。
名义于是分出了两种，这是这一篇要紧的分岔。抗日旗是繁殖型的：它让打你的人变少，还让旁观的人站过来，人财物跟着人一起走。清议是排除型的：它让索取变脏、变贵，逼得朝廷收不成——可它不生出任何东西。它能让朝廷少收一笔，不能让朝廷到别处再收一笔。
而江南的问题还不在这里。江南士绅手里那笔财富，朝廷究竟索取到了什么？优免是明写进典制的：嘉靖二十四年（1545）议定的则例，教官、监生、举人、生员各免粮二石、人丁二丁。可漏掉的不是这两石二丁。时人记江南：「江南缙绅蔚起，优免者众，应役之田什仅五六；再加上隔邑官户占籍优免，应役者什仅四五；大户之有力者，又通官奴，诡寄花分，应役者止三四而已。」真正还在承担的，只剩十之三四。朝廷的手伸得到田赋，伸不到刚从田里长出来的那部分财富——丝、棉、海货，都不在它那本账上。不是有钱不肯交，是税制看不见那些钱，也就拿不走。
还有第三种索取不到的东西：它连索取都没敢索取。海禁之下，海上的生意不是消失了，只是变成了只能违法才做得成的生意。明人郑晓记：国初设官市舶，华夷相安；「后因禁绝海市，遂使势豪得专其利。始则欺官府而通海贼，继又藉官府而欺海贼，并其货价干没之，以至于乱。」禁令不产生收益，它只产生差价。而接得住这笔差价的，要有船、有货、有销路，还要有人罩得住。
罩得住的是谁，御史屠仲律说得比谁都直白。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五月，他上《御倭五事疏》：「夫海贼称乱，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。夷人十一，流人十二，宁、绍十五，漳、泉、福人十九，虽概称倭夷，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。臣闻海上豪势，为贼腹心，标立旗帜，勾引深入，阴相窝藏，展转贸易，此所谓乱源也。」他要禁的三样，正是放洋的巨舰、窝藏的巨家、下海的奸民。
而那个真去禁的人，死得最惨。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）四月，朱纨遣都司卢镗破双屿港；次年三月，在诏安走马溪俘李光头等九十六人，尽诛之。
海上断了生意，断了谁的，谁就动手。而动手的头一招不是对抗，是重新命名。《明史》记：「势家既失利，则宣言被禽者皆良民，非贼党，用摇惑人心；又挟制有司，以胁从被掳予轻比，重者引强盗拒捕律。」朱纨抗辩：「今海禁分明，不知何由被掳，何由胁从？若以入番导寇为强盗，海洋敌对为拒捕，臣之愚暗，实所未解。」人是不是贼，不由抓人的说了算，由说动得了有司的说了算。这一手比对一条禁令狠得多：它不否认你抓了人，它改你抓的是谁。
而真正动手的地方，不在海上，在朝廷里。《明史》写得很细：破双屿之后，吏部采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镗之言，奏改朱纨巡抚为巡视，以杀其权；「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闽人言，亦有不悦纨者矣」；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，御史陈九德劾其不俟奏覆、擅专刑戮，遂落职听勘。朱纨是朝廷派去的，办他的也是朝廷——而那些御史、给事中、中朝士大夫，自己就是士绅。《明史》给他的评语只有一句：「欲为国家杜盗源，乃为势家构陷。」
他自己看得明白：「去外国盗易，去中国盗难；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，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。」落职待勘之后，他自撰墓志，作绝命词，饮药而死，死前说：「纵天子不欲死我，闽、浙人必杀我。」《明史》记他死后的局面：「自纨死，罢巡视大臣不设，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。」
Tumany：士绅做过什么，都记在账上——银子埋进地窖，田产过到别人名下，生意挪到海上。至于这算不算背叛，那是另一本账。能看清的是：「庇护」这门生意的定价权，朝廷从未拥有过；它做的只是加杠杆：禁得越严，违禁越值钱；越值钱，越需要有人罩得住；而罩得住的，恰好是它收不到税的那批人。
同一个江南，还有第四笔账。明廷索取银子，一分也收不到；几年之后，另一个朝廷来索取一样更不值钱的东西，没有一个人躲掉。
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四月二十二日，清军入山海关，即令城内军民剃发。五月初二，多尔衮进北京，要求「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，衣冠悉遵本朝制度」。此令激起强烈反抗，京东三河民众起事。五月二十四日，多尔衮下令暂缓：「自兹以后，天下臣民，照旧束发，悉从其便。」
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五月，清军占领南京。六月初五，多尔衮给江南前线总指挥多铎下达指令：「各处文武军民，尽令剃发，傥有不从，以军法从事。」六月十五日通告全国，限公文到达十日内剃完，《清世祖实录》载：「若规避惜发，巧词争辩，决不轻贷。」地方官员若上奏反对，「杀无赦」。六月二十八日，传檄江南各省：近者一月，远者三月，「各取剃发投顺」。
江宁巡抚土国宝的告示说得最直白：「剃发、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，通行天下，法在必行者，不论绅士军民人等，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！南山可移，此令不可动！」
先看清廷索取的是什么：一撮头发，一种发式。它不产粮，不征地，不增一兵一卒，也不削弱任何对手的实力——它唯一的用处是「以别顺逆」，一个识别谁已归顺的标记。
问题不在它不值钱，在它取消了那个最便宜的选项。归顺本来是明码标价的：纳粮、交割册籍、接受派来的知县，交完这一笔，日子照旧过。剃发令一下，这个选项被从菜单上划掉了——顺从不再能买到平安，不顺从即刻是死。价格从有限变成了无限，中间那一整排可以讨价还价的位置，一夜之间全部消失。
还有一层更要紧：头发是极少数无法退出的东西。银子可以埋，田产可以过给别人，嘴上说的归顺可以装——唯独头顶上的样式，藏不住，也装不了。这道令索取的不是一份财富，而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有退路可走的位置。
然后看它换来了什么。
常熟此前已经归顺，图册户口钱粮册籍都已交割，论者指出：若不推行剃发令，这个地方本不会出事。闰六月初，限三日剃发的告示一到，绅民齐集城隍庙请愿，遭拒，当场打死清方主簿，举兵守城，一直战到九月。
江阴更是如此。它早已献上图册，「已归顺矣」，清朝派来的知县方亨已经到任，众人以为无事。剃发令下到常州府，众人向方亨请求留发被拒，于是杀了方亨。前任典史阎应元应陈明遇之邀入城主兵，守城八十一日。清军先后调集重兵围城（一说十万，一说二十四万），火炮二百余门。八月二十一日城陷，屠城三日，幸存者仅五十三口（一说为藏身寺观塔上者）；城内死者一说六万七千，一说九万七千余。江阴守城者答复劝降的话是：改朝换代，尚不改易衣冠文物之旧，岂意剃发一令，大拂人心。同期嘉定以「为我保此发肤」为号起兵，城破后遭三次屠戮。
Tumany：一个地方反不反，不看它已经交了多少，看它还剩多少退路——归顺结束的是战争，剃发结束的是退路。
这一笔账最刺眼的地方在于：多尔衮自己已经算过一次。顺治元年五月他暂缓过这道令，理由是天下未定、抵抗者众。一年后他重颁，是因为判断统治已经初步巩固。他判断错了——不是错在力量不够，是错在以为力量的增长可以降低这道令的价钱。
Tumany：索取一个不产生任何收益的东西，代价照样记在敌人那一栏——因为对方算的不是你拿走了多少，是你把手伸过来了。
价抬得上，也打得下来。可真正决定生死的，是价定完之后，人财物往哪一边流。
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二月二十日至五月五日，红一方面军以「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」名义东渡黄河入晋，历时七十五天，转战山西五十余县（一说在其中二十余县开展群众工作），歼敌约七个团，俘敌四千余人，缴枪四千余支、炮二十余门；吸收新兵八千余人，组建地方游击队三十余支，筹款三十余万元。毛泽东在东征前线的晋西会议上说：「经营山西，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」「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」。回师陕北后他仍判断：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。
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八月二十五日，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全军四万六千人（一说四万五千）；同年十月，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，一万余人。到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十月，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六千人，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。到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年）底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抗战开始时的五万余人发展到五十万人，抗日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共十七块（一说敌后十六块）、近一亿人口。
东征真正的收获不是那三十万元。它带回的是八千名新兵、三十多支游击队、几十个县里听说过抗日主张的百姓，以及一句被后来兑现的话——以发展求巩固。
这五个字是反过来的。通常的想法是先站稳、再图发展；它不是。它的意思是：不发展就稳不住。陕北那一块地方，往北是沙漠，往西地瘠民贫，往南是重兵，只有东面的山西可去。而待在原地不动，代价不是挨打，是被耗——对方有充足的资源优势，可以一圈一圈地把你箍住，你每过一天就少一天，账只出不进。绝境里最贵的不是冒险，是原地不动。
然后看这个价最终把什么吸了过来。改编出师的时候是四万六千人，三年后是五十万，根据地近一亿人口。中间没有打过任何一场决定性的大会战——人是自己长出来的。
长出来的道理并不复杂：打你的价一贵，站到你这边的价就便宜了。人、粮、钱永远往便宜的那一边走。所谓繁殖，不是你攒够了多少，是你站在了一个别人愿意过来的位置上。
Tumany：繁殖不是攒出来的，是吸过来的。你把打你的价抬上去，站到你这边的价自然就落下来——人财物永远往便宜的那头流。
以上都是已经在场的人。最后一节问的是还没下场的那些。
1862 年 9 月 17 日，安提塔姆（Antietam），罗伯特·李的北进被挡住。此前数日，英国外交大臣罗素（John Russell）在函件中写道：联邦军队「显然是被赶回了华盛顿，并没有在征服叛乱各州上取得进展」，并称「我同意……提出调停的时机已到，目标是承认南方独立」。
1862 年 9 月 22 日，林肯（Abraham Lincoln）发布《解放奴隶宣言》初步稿，宣布自 1863 年 1 月 1 日起，叛乱各州的奴隶获得自由。宣言把战争的性质从「关税与州权之争」改为「奴隶制之争」。此后英法承认南方，在其国内政治上不再可能——英国已于 1833 年废除奴隶制，公众不会容忍政府站到一个为奴隶制而战的一方。
亨利·亚当斯（Henry Adams）后来写：「《解放奴隶宣言》为我们做的，超过此前所有的胜利和全部的外交。」
这是一条延伸，不是主线，得说清楚它延伸在哪儿。前面几节讲的是「打你这件事的价」，讲的全是已经在场的人。这一节讲的是还没下场的人。
林肯改变的，不是兵力，是名义：从「要回一个完整的联邦」，改成「要废掉奴隶制」。战场一寸没变，军队一个没动，可英法政府从此站不过去了——不是他们被说服了，是站到南方那一边要付的价，一夜之间高到他们的国内政治付不起。
这里要留一个诚实的边界：宣言挡住的是「公开承认与出兵」，不是所有实际援助。英国商人经封锁线向南方走私军火的生意一直做到战争后期。改变名义的性质，能改变旁观者站不站队，改变不了每一笔买卖。
Tumany：一句话没有打死任何一个敌人，它只是让原本打算站过去的人，从此站不过去——但它只改变站队，不改变生意。
把这一串摆回起点：你往哪退，替你定好了你举起什么名义；你举起什么名义，替所有还在观望的人把「打你」标了一个价。价一落，多少人会来、多少人会走，就一起定了。
于是卷九那句话要补半句。补不上的上游，常常不是那里长不出东西，是你走到那里的时候，同时把两件事定死了：打你划不划算，以及人财物往哪边流。前者当场结算，后者慢慢长。
敌人是先定的，补给是后长的。一个在动身那一刻就写进账本，一个还能靠后来的每一次选择去改。这也是为什么两条绝路的共同点看上去像「打输了」，其实不是——那两条路是在动身的那一刻就把敌人定死了，往后无论怎么打，都只是在补一笔早就记下的账。
一个人挑退路的时候，通常只看两样：那里有没有危险，那里有没有东西。他很少看第三样，也是最要紧的一样——我到那里之后，在别人眼里会变成什么，以及那会让多少人觉得打我是划算的。而这一样，恰恰不由后来的努力决定，它由你落脚的那一刻决定。
还有一层是双向的：你给「打你」标价的同时，别人也在给你的索取标价。你举起的那面旗真不真，不看你怎么说，看别人能不能拿去核对；而你索取的东西值不值这个价，也不由你定，由那些躲得开的人定。
Tumany：你落地的地方，替「打你」标好了价——打得划算，敌人会自己团结起来；打得昂贵，人财物会自己走过来。
后来人把南下北上讲成一次路线之争。可真正难的那一笔，早在争论之前就画好了：你往哪走，先替你定好了打你划不划算。
一般人的思路是：打不过国民党，就躲到西北西南去，坐等革命高潮来临。张的思路说到底就是这个——不敢争，一味躲。也就是所谓死路。
最终西路军的命运，为什么要说是没有克服张的路线，正是在此：他们有张的思路，企图向西跑，联系苏联。过了黄河不是向北而是向西，尽管反复希望他们留在黄河边，他们还是跑到高台临泽一线，过不去了才停下来，结果被看不起的西北军阀消灭。
毛的思路是，我们在政治上是进攻的，是革命的，要去领导革命高潮的来临，而不是坐等革命高潮。红军为什么缩小、为什么这样困难，因为长期徘徊于西南西北困苦之地，没有财源粮源兵源补充；而要发展壮大，就要去北面、去东面。为什么能够生存发展壮大，根本原因在于同等资源之下能够动员更多的人财物力。那么要发展，就要把革命繁殖到更广大的区域。而切忌局限于一隅，被敌人利用资源优势结硬寨，磨垮。
革命目前最重要的矛盾，是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。因此团结各个阶级，在抗日运动中争取领导地位，就是政治上正确的路线。接下来的推理就是不能关门主义，要开门建立统一战线。这些都是阳谋。以抗日口号去北方发展群众、开创局面、领导革命——这些在东征抗日后都实现了。
为什么南下是死路？因为南下没有向着革命高潮的区域去发展，变成跟地方军阀和蒋军争夺地盘。那么在政治上，有什么革命性，与地方军阀何异？即便打到成都平原，马上又会面临几倍的蒋军进攻；那不是敌人区域的薄弱地区，也不是政治上的进步表现，反而有很强的内战表象，无法争取更多人站到我们这边。反而敌人变得很团结。
而北上抗日，政治上是进攻前进的，可以团结各个力量。这不是虚话——抗日口号就团结了西北军、东北军，让他们不愿意和红军作战「略」。最终实现了西北的三位一体，这是南下不可能实现的。
总结：南下在政治上是退却，不是革命性的。一个革命党，不去搞革命，就是自杀。北上才是政治上进攻的、前进的，因此才有机会。
这一篇从这段里只取走一句：你退到的地方，替你定好了敌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