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九 · 位置
衍生出别稿 · 位置：钱的两头，谁在量 这一卷量的是钱进来的一头——谁替你交出的时辰定单价。另一头，钱出去之后还有没有人接着量它，写在了这里。
一八九八年起，弗雷德里克·泰勒在宾夕法尼亚伯利恒的钢铁厂货场里站着，手里一块秒表。他量完之后，一个人一天搬运的生铁从十二点五长吨变成四十七长吨，日工资从一点一五美元变成一点八五美元。同样一个人，同样一天，被重新称了一次。
钱算得清万物，唯独算不清时间。它只能用时间来量：你交出去的每一小时，都有一个人在替它定单价；你换回来的每一小时，都有一个人在替它定长度。这两头的尺子，握在四支不同的笔里——一支是雇主的秒表，一支是立法的期限，一支是国家的税率，最后一支，是你自己签下的那份合同。
先留一个问题，不必现在回答：你名下每一份要按月还的东西，其实都写着同一句承诺——你未来还有多少个时辰会准时到场。那个数，是谁数出来的？
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一年间，弗雷德里克·温斯洛·泰勒（Frederick Winslow Taylor）在伯利恒钢铁公司做管理咨询。货场里搬运生铁的工人，日均十二点五长吨，日工资一点一五美元。一九一一年，他在《科学管理原理》（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）里记下了自己的算法：经时间研究，一等搬运工「只能有百分之四十二的时间负重，必须有百分之五十八的时间空手」；据此定出的日定额是四十七至四十八长吨（他在脚注里补一句，实际「经常做到」四十七点五长吨）。每头生铁九十二磅，四十七点五长吨合十万六千四百磅，即一千一百五十六头；一天六百分钟，百分之四十二为二百五十二分钟，摊到每头是零点二二分钟。生铁堆到车厢平均三十六英尺，工人每天负重走约八英里、空手走约八英里；每装十到二十头，被要求坐下休息一次。
报酬是每吨三点九美分；日工资从一点一五美元升到一点八五美元——泰勒自己写的是「高出百分之六十」。他同时写下另一句：在这支七十五人的搬运队里，只有约八分之一的人「体力上做得到」这个速度，其余八分之七「即便怀着最好的意愿，体力上也跟不上这个节奏」。被他称为「施密特」（Schmidt）的那个人，真名是亨利·诺尔（Henry Noll，一八七一—一九二五）。
第三年的整体结果，书里有一张表：货场劳工从四百至六百人减到约一百四十人；人均日搬运量十六吨升到五十九吨；人均日工资一点一五美元升到一点八八美元；每长吨搬运成本从七点二美分降到三点三美分——而这三点三美分里，已经含进了办公室、工具室、全部工长与领班、书记，以及时间研究员的工资。当年新法比旧法总共省下三万六千四百一十七点六九美元；此后六个月全面实行任务制，年节省达到七万五千至八万美元。
钱是这样走的：工人把一天的在场交出去，研究员把它切成可以单称的动作，切好的动作按块定价，计件的单价就落在了三点九美分一吨上；厂方拿到的是重新定价后的劳动——人均日搬运量从十六吨到五十九吨，而每吨成本从七点二美分掉到三点三美分。工人拿到的是日工资从一点一五到一点八五美元。这两笔账在同一页纸上，用的是同一个「提高」，却不是同一个倍数。
谁承担：两层。留下来的人承担了单位工钱里更浓的在场——同样的日薪换来的，是身体被占用得更满，而「快」从可选项变成了义务。走掉的人承担了另一件事：那七十五人的队里，约八分之七的人在体力上被认定为跟不上；整个货场从四百至六百人减到约一百四十人。为什么是他们：因为动作的定价权不在他们手上——秒表在别人手里，连休息时间由谁决定、休息几次、走多快，都是量出来之后给定的。他们知不知道：他们知道自己能多挣七角钱，不知道这七角钱对应的是多搬三十五吨；更不知道那个「百分之四十二负重」的常数，是别人替他们算出来的上限。
秒表把搬一头生铁的时间称到了零点二二分钟；而这套称法，从它被写进书里的一九一一年算起，到今天已经用了一百一十五年。
Tumany：计件不是把一小时卖得更贵，是把一小时切得更碎——切得越碎，能单独标价的就越多，而标价的那把尺子始终不在你手上；至于切完之后谁还站得住，那是另一本账。
切碎，是为了让一次在场能按块卖钱。可有的劳动只发生一次，却要收很多年的钱——那一次劳动能收多久，就得有人替它划一道期限。下一支笔，是立法。
一七〇九年十二月十二日，伦敦书商公会（Stationers' Company）再次向下院请愿；一七一〇年一月十一日，下院提出的议案题作「将书籍副本的财产权保障给正当所有人」——为书商而要。经下院全院委员会修正，标题被改成「为鼓励学问，将已印书籍的副本授予作者或该副本的购买人，于本法令所述期限内」（An Act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, by Vesting the Copies of Printed Books in the Authors or Purchasers of such Copies, during the Times therein mentioned）。「期限」二字，是修正时加进去的，原议案题里没有。一七一〇年四月五日通过，自四月十日起生效，即《安妮法令》（Statute of Anne，8 Anne, c. 19）。
条文分三类期限：一七一〇年四月十日前已印行之书，专有印刷权二十一年，自该日起算；此后创作之书，十四年，自首次出版日起算；末条另写一句：「上述十四年期满后，印刷或处置副本的专有权利应回归作者本人，若其时仍在世，再给十四年。」——回归的是作者，不是买断了副本的书商。
权利的设施也不在新手里：欲受保护，须把书名登记在书商公会的登记簿上，该簿「随时存放于该公会会馆」，由公会书记出证，每次登记六便士。法令另设限价：若书价被认为「过高且不合理」，任何人可向坎特伯雷大主教、大法官、伦敦主教、王座法院与民事法院首席法官、财政法院首席男爵、两大学副校长等申诉，由他们「限定并核定」价格，违者每本罚五英镑。每种书还须交出九本（用最好的纸）给公会仓库保管员，供皇家图书馆、牛津、剑桥、苏格兰四所大学等处使用。
一七三一年，首批十四年期开始到期。伦敦书商转往普通法寻求「永久版权」，与苏格兰书商打了三十余年「书商之战」（Battle of the Booksellers），自 Midwinter v. Hamilton（一七四三—一七四八）起。一七七四年 Donaldson v Beckett 上院终审，唯一主张普通法版权的是利特尔顿勋爵；反对最烈的是卡姆登勋爵——他说，若承认永久版权，「我们全部的学问将被锁在当代的托森与林托特之流的手里」，书商可以「随意定价，直到公众像他们雇的枪手一样成为奴隶」；学问「不是可以用这种蛛网锁链捆住的东西」。上院最终判定：已出版作品的版权受法定期限约束。
钱是这样走的：读者付的书价，先经过持有「复制权」的那只手，才轮到写书的人。法令第一次把「不许别人翻印」写成了一项可以买卖的财产，而这份财产的登记簿、出证人、交易惯例，早在书商公会的会馆里——作者是被顺带写进同一条法的。谁离设施近，谁先拿到。
谁承担：读者与作者两头。读者承担的是垄断溢价——法令自己都设了限价条款，说明立法时就知道会有这一层。作者承担的更久：多数人一次卖断，此后几十年的收钱权随之让渡；法里虽写明第二个十四年「回归作者」，可那要以两个条件为前提——到期时人还在世，且那一段还没被卖掉。为什么是他们：因为权利被创设的那一刻，登记与交易的设施已经在别人手里，而权利的期限是一个新增的、可谈判的变量，不是天然的长度。他们知不知道：一七七四年卡姆登在上院把话挑明了——若承认永久版权，书商可以「随意定价，直到公众像他们雇的枪手一样成为奴隶」。判决之后，大批作品进入公共领域，莎士比亚、弥尔顿、乔叟的廉价重印本得以出现；伦敦的书商与出版商，从一七七二年的一百一十一家增至一八〇二年的三百零八家。
法给一次写作划定的收钱期，首尾相接是二十八年；而为了让这个期限消失，伦敦书商打了四十三年。
Tumany：复制的钱之所以成立，不是因为复制不要钱，是因为有人先把「不许别人复制」写成了一项财产——谁挨着那本登记簿，谁就站在此后每一份必经的路上；期限是后来才补进去的，补它的人不是作者，而补完之后，作者反而成了唯一被它送回原位的人。
期限管的是一次劳动能收多久的钱。还有一种钱，管的是你这个人在这段时间里能不能走——下一笔交易里，被摆上天平的不是一个动作、一本书，是自由。
一九一五年七月二日，《军需品法》（Munitions of War Act 1915，5 & 6 Geo. 5. c. 54）获御准。该法禁止罢工与停工（lockouts），代之以强制仲裁；设立军需法庭；在战争期间暂停工会的限制性惯例；限制劳动力在岗位间流动。工人未经雇主同意擅离「受控企业」属刑事罪，而那份同意，实践中「几乎不可能」拿到。
该法第四条设「军需品国库缴款」（munitions exchequer payments，通称 munitions levy）：受控企业可保留一笔「可分配利润」——即战前标准利润，外加该标准的五分之一；超出部分全数归国家。标准通常取该企业战前两年的平均利润。纳税责任自各企业被列为受控企业之日起算，各企业起算日不同，最早的是一九一五年七月二日。
不受控的企业走的是另一套：一九一五年财政法所设的「超额利润税」（Excess Profits Duty），起征百分之五十，企业可保留战前标准利润加上超额利润的一半。受控企业同时受两种税管辖，只缴较高的那个。一九一七年财政法废止了军需品税，自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停征——因为超额利润税自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起升至百分之八十，几乎必然高过它。
一九二二年版《大英百科》「超额利润税与军需品税」条目里有一句判词：军需品税「主要不是为筹钱而设」。它是资本、劳工、国家三方的一笔交易——劳工接受对自己不利的条件，资本则同意交出超额利润。
同一道税下有两个位置。南威尔士的吉尔伯森钢厂（Gilbertson's Works）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被划为受控企业。厂主弗兰克·吉尔伯森连番致信军需部，反对的不是管制本身，而是并非所有钢厂都被管制——不受控的同行只交百分之五十，能攒下一笔「战争基金」。他的原话：「事实再明白不过：若百分之五十的利润税不大幅提高，今天不受控的工厂，十二个月后可支配的净利将远多于受控者。」还有一句：「迄今为止，我们这行里被管起来的，只有那些当初出于爱国之心改造设备、培训工人，去生产他们预见国家会需要的特殊产品的厂。」
钱是这样走的：表面上看，钱从受控企业的超额利润流进国库。但这条线的上游才是这笔交易真正的部分——工人的罢工权与跳槽权，经《军需品法》的受控地位，被折算成了企业的高额利润，再由国家拿走。国家拿到的不只是钱，还有不罢工的产能；劳工交出的不只是时间，还有「不干就走」这个最后的权利。
谁承担：两层。第一层是受控企业的股东，超出可分配利润的部分全数交出。第二层是受控企业的工人，交出的是自由——无雇主同意离职属刑事罪，而那份同意几乎拿不到；罢工与停工被禁，代之以强制仲裁。为什么是他们：因为他们站在「受控」这一栏里。同一行业、同样造钢，只因不在名单上，就只交百分之五十的超额利润税，还能留下超额利润的一半去攒战争基金。承担不由贫富决定，由名单决定。他们知不知道：知道——这正是它被设计成一笔交易的原因，劳工同意的前提，就是看得见老板的钱也被拿走了。而看得见的另一面是，爱国者吃亏、旁观者攒钱这件事，也是被看见的。
这道税从开征到停征，只活了十八个月；而它换来那些东西——不许罢工、不许跳槽——一直跟到战争结束。
Tumany：这笔税的表面是抽走暴利，里子是给工人的自由开了个价——国家不是白拿那笔钱的，它拿走的是老板的超额利润，垫进去的是工人不许走的那些年；而谁该站在交的那一栏，不由贫富定，由名单定。
税率管的是你现在能不能走。还有一种笔落在未来——它不问你今年交出了什么，只问你明年还来不来。这笔账，写在一份你自己签字的纸上。
一九一九年，通用汽车（General Motors）的阿尔弗雷德·斯隆（Alfred P. Sloan）与约翰·拉斯科布（John J. Raskob）创立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（General Motors Acceptance Corporation, GMAC）。早期车贷多要求百分之三十五的首付，余款加财务费用在一年内分期付清——理由是赶在修理账单堆起来之前收完。
法律性质不是贷款。按经济史学者玛莎·奥尔尼（Martha Olney）的说法：「你大概以为那是笔贷款，但法律上不是。它不是一笔金钱借贷，而是一份在十二到十八个月内为一件商品付款的法律合同。」分期付款共同的法律基础，是产权与占有的分离：卖方保留法定所有权与产权，直到买方全额付清；合同里写明债权人的收回权（repossession）。
GMAC 之所以独立成公司，是因为两边手里的东西不一样：GMAC 的资产是购车合同，多数十二到十八个月到期，流动性非常高；通用汽车的资产是巨大的厂房，极不流动。分拆之后，通用能用前者在金融市场上拿到远比用后者抵押优惠得多的条件。
规模来得很快：到一九二〇年，近三分之二的新车与一半的二手车是用信贷买走的。印第安纳州曼西（Muncie）一位汽车金融公司的代表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估计，当地四分之三到十分之九的购车用分期，并说「一个周薪三十五美元的工人，常常计划每月拿一周的工资来供车」。另一边，亨利·福特坚持旧式的「周付计划」（Weekly Payment Plan）——买主每周存五至十美元到经销商账户，存够才提车；直到一九二八年福特才成立自己的信贷公司 Universal Credit Corporation，此时其市占率已从一九二一年的约百分之五十跌到不足百分之二十，通用成了新的市场领导者。
钱是这样走的：工人未来十二个月的工资流，先被写成一份付款承诺；GMAC 把这份合同买下来，它就成了一种十二到十八个月到期、流动性很高的资产；拿着这样的资产，通用在金融市场上换到了比拿厂房抵押便宜得多的钱；钱回流到产线，车再多卖几台。链上唯一用「未来的在场」作抵押的人，是签字那一个——工厂押的是钢，他押的是还没挣到的那些个时辰。
谁承担：签字的买家。承担了什么：不是钱，是未来的在场时间被提前支取了。他把还没挣到的十二个月押了出去；一旦断供，车被收回，已付的部分不退还——他同时损失了车，和那十二个月里已经交付的一段。为什么是他：因为他是这条链上唯一拿「我以后会准时出现」当担保品的人，别人的抵押物都是已经存在的东西。他知不知道：他知道每月要还多少，也知道违约车会被收走；他不一定知道的是，自己那份合同正被当成一份高流动性资产，在另一个市场上替别人换到了更便宜的钱——同一份承诺，在他这里是要还的债，在别人那里是能融资的货。
把车开走用了一天；把它真正变成自己的，用了十二个月。
Tumany：这一笔里，钱没有消失，是换了个方向流——你花的不是过去攒下的时间，是还没挣到的时间；而那份「你一定会到场」的承诺，已经被拿去替别人做了抵押。
这四支笔量的是同一样东西，量出来的却是四个价：秒表量你的动作，期限量你的一次劳动能收多久，税率量你的自由值多少，合同量你未来的在场值多少。
你在这条链上的位置，由两件事决定：一是你交出去的那一小时，是当场结清，还是被切成十四年、十二个月，慢慢付给你；二是给这一小时定价的那支笔，握在谁手里——握在雇主的秒表里、握在立法的期限里、握在国家的税率里，还是已经握在你自己签下的那份合同里。
这两个数，都不写在你的工资条上。
Tumany：钱兑换得了万物，唯独兑换不了时间——它只能用时间来量：赚的时候量你交出多少在场，花的时候量你换回多长余响
秒表还在走，期限还在改，税率还在调，合同还在签。四支笔，谁也没停过。